广播概览：远东》并不能与《动态》完全重叠，两种刊物需相互补充。）没有《动态》，撰写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著作均会感到相当的不便并留下很多空白。当然，也还需其他美国政府的译文集作为补充。如：《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译文集》（根据题目附有不同的小标题），由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出版。《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及与此相关的较次要的资料集，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一直出版到1977年9月30日。苏联的资料与中国官方资料一样有其局限性。这包括俄国的《真理报》、《消息报》和塔斯社。对苏联资料来源的必不可少的参照是外国广播信息处的《苏联动态》和《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有一些中国文件集包括中国对外政策以及中苏关系方面的主要公报和声明。它们是：哈罗德·欣顿编的5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9）》；（还有两卷增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1929—1984）》）。约翰·吉廷斯编的《中苏争论概观》以及詹姆斯·t.迈尔斯编的2卷本的《中国政治：文件和分析》。令人遗憾的是，权威的《现代中国社会》（由施坚雅主持编写）却未收进中国外交政策的条目。

一些中文的研究著作、回忆录和有关外交政策方面的文集在1980年开始出现。这包括高皋和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郑德荣等编的《新中国记事（1949—1984）》、《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当代中国外交》；郝梦笔和段浩然编的《中国共产党六十年》。

一些英文杂志对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也是十分有用的，特别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季刊》，它有一个季度年表和文件表，按照国家和专题对中国的外交关系进行观察。同样有参考价值的还有《问题与研究》（台北）、《亚洲概览》、《共产主义问题》、《远东经济评论》、《时事》（香港，1961—1972年）、《当代中国》（1974—1979年）、《中国大陆评论》（香港，1965—1967年）、《太平洋事务》和《中国新闻概要》。非常有用的还有韩国杂志《中苏关系》，它有一部分内容是英文的。还有两份台湾杂志经常包括一些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信息，但使用时必须谨慎。它们是《大陆中国内幕》和《中共研究》。最重要的俄文杂志是《远东问题》，它主要研究中国问题。其他有关的俄文杂志有《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共产党人》和《国际事务》。还可参看内部年鉴《中国的国家和社会》，该年鉴资料由莫斯科东方研究所的中国科编写，其中经常包括一些关于苏联对中国政策的洞察与分析。

有关中国外交政策的文献为数不算多。一些特殊题目的原始资料只有在国会图书馆的计算机复制服务处能够得到。但必须注意在关键词句上不要探究和解释得过宽或过窄。托马斯·w.鲁宾逊有一部未发表的著作《中国对外关系文献目录（1949—1975）》，它有3637个条目；并有作者和题目的双重索引。另外还有杰西卡·s.布朗等编的《中苏冲突：历史文献目录》。更近期的英文著述资料有《外交事务》，著作有《近期国际关系丛书》，系列文章有《政治学abc》和《有关中国问题的博士论文》。《亚洲研究杂志》确实在它的年鉴文献中编列了中国外文政策的资料栏，但内容每年出入相当大。在苏联方面，《斯拉夫评论》出版了一个年鉴文献，但有着同样的局限。幸运的是，俄文材料的索引很完善。首先，有v.p.朱拉夫勒瓦的《中国文献》年鉴。它是由p.e.斯卡奇科夫编写的早期的一份同名的传统年鉴的补充（但那份年鉴至今仍未作为单独的一卷出版）。除此之外，还有《远东问题》杂志的评论专栏，《人民中国》年鉴、《亚非人民》杂志以及正式的俄文著作、文章和重要的报纸（《当代苏联报刊文摘》上附有《真理报》和《消息报》的英文索引）。

关于中苏关系的著作数量相当大，大多数是对基本政策的分析。下面所列的只是使用原始资料及分析质量很高的著作。遗憾的是，篇幅有限，因此只能容纳与本章所涉及的时期有关的著述，且对每个大的领域只能收入一部典型著作。

奥顿·安布罗兹的《世界权力的改组》；安泰顺（音）的《中苏领土争端》；鲍大可的《中国和东亚的大国》；罗伯特·博德曼的《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4）》；o.b.鲍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的《苏中关系（1940—1973）》； o·埃德蒙·克拉布的《中国和俄国的“重大比赛”》；丹尼斯·j.杜林的《中苏冲突中的领土要求》；赫伯特·j.埃利森编的《中苏冲突》；戴维·弗洛伊德的《毛反对赫鲁晓夫》；雷蒙德·l.加特霍夫编的《中苏军事关系》；哈里·格尔曼的《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反华冒险》；乔治·金斯伯格和卡尔·f.平克勒的《中苏领土争端（1949—1964）》；约翰·吉廷斯的《中苏争论概观》和《世界与中国（1922—1972）》；托马斯·m.戈特利布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的派系和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威廉·e.格里菲斯的《中苏关系（1964—1965）》和《中苏分裂》；梅尔文·格尔托和汪永木（音）的《处于威胁下的中国》；莫顿·h.霍尔珀林编的《中苏关系与军备控制》；哈罗德·欣顿的《熊在门口》及《三个半大国》；g.f.赫德森、理查德·洛温撒尔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中苏争论》；c.g.雅各布森的《毛以来的中苏关系》；杰弗里·朱克斯的《苏联在亚洲》；基辛研究报告《中苏争端》；米哈伊尔·a.克洛奇科的《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肯尼思·g.利伯撒尔的《70年代的中苏冲突》；阿尔弗雷德·d.洛的《中苏争端》；克劳斯·梅内尔特的《北京和莫斯科》；乔纳森·d.波拉克的《联盟政治的教训》、《80年代的中苏冲突》及《中苏敌对与中国安全之论争》；托马斯·w.鲁宾逊的《边界谈判和中美苏关系的前景》及《中苏边界争端》；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的《中俄战争》；格雷特津·安·桑德勒斯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眼中的苏联形象（1949—1979）》；哈里·施瓦茨的《沙皇、大臣和政委》；巴巴尼·森·格普塔的《70年代以后苏联同亚洲的关系》；理查德·h.所罗门等编的《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核对峙与亚洲的安全》；罗伯特·g.萨特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外交政策（1966—1977）》；罗杰·斯韦林根的《苏联和战后日本》；唐纳德·b.s.扎戈里亚的《中苏冲突（1956—1961）》；肯尼思·g.韦斯的《炮舰里产生的力量：中苏危机中的美国》；艾伦·s.惠廷的《中国威慑微积分学：印度和印度之那》；理查德·威奇的《中苏危机的政治》；迈克尔·b.亚胡达的《中国在世界事物中的作用》；唐纳德·s.扎戈里亚编的《苏联在东亚的政策》、《中苏冲突（1956—1961）》和《越南三角关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内》。

虽然关于这个题目的俄文书籍经常是宣传性的，但也有几本杰出的分析性的作品问世。另外，一些关于中国其他方面的俄文材料表面上似乎与中国对外政策无关，实际上却包含着相当有用的资料。由于俄国人倾向于不直接说出其真正的兴趣所在，故下面所列著作虽从标题上看并不明显，但的确是与该题目相关的。

o.b.鲍里索夫的《中国70年代的对内对外政策》；o.b.鲍里索夫和b.t.科洛斯科夫合著的《1945—1970年的苏中关系梗概》；费德尔·勃拉茨基的《毛泽东：一幅意识形态和心理肖像》；l.p.德留辛的《毛主义的社会政治本质》；k.a.伊格洛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1967—1981）》；v.g.吉尔布拉斯的《中国：危机在继续》；b.n.戈尔巴切夫的《中国军队的社会和政治作用（1958—1969）》；l.m.古德什尼科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结构》、《中国：社会与国家》、《中国：寻求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传统与现实》、《中国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1973—1979）》；l.s.丘扎基里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运动（1949—1966）》；m.i.马卡洛夫等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雷莎·米洛维茨卡娅和尤里·西姆尤诺夫合著的《苏中关系简史》；g.n.莫斯克的《中国军队：毛主义者冒险政治的工具》、《危险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人阶级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苏联中国问题研究的题目》；a.m.鲁缅采夫的《“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外国对当代中国的研究》；s.l.齐赫文斯基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在》；o.弗拉迪米洛夫和v.伊亚赞切夫合著的《毛泽东：一幅政治肖像》及b.扎尼津、a.米洛诺夫和伊亚·米哈伊洛夫合著的《论中国的发展》。

第四章 毛的接班人问题和毛主义的终结

文化大革命以前，西方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只是为了搞到资料。因为只有十分有限的中央报纸和杂志、数量很少的公开讲话以及个别流落到香港的难民可资询问。一些省内报纸的复印件被偷带到香港，省里的电台广播与北京的电台一样受到监听。即使这些简单的传递工具也仍然需要进行大量的释读和甚至更多的翻译工作，但它毕竟是一个容易掌握的资料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类资料被一大批新的和不同类型的材料所补充，它们大部分由那些搜查被罢黜的官员的红卫兵所披露。新材料中最重要的是迄今未发表的毛的讲话集，这类材料令人迷惑地使用同样的题目，最常见的是《毛泽东思想万岁！》它们的译本以不同形式出现，最著名的是s.施拉姆的《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1956—1971）》（美国版名是《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杰罗姆·陈的《毛泽东》及《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由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出版的两卷本的《毛泽东思想杂录》以及有争议的《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4，9.3，9.4，10.2，10.4，11.4）这些选集明显地被不同的机构收集到一起，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新版本仍旧在中国不断出现。结果导致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吴编写的一套新译本《毛主席的秘密讲话》的问世。一部1949年以后毛的著作全集正在由高英茂和约翰·k.龙（音）编辑并整理，该书名为《毛泽东文集（1949—1976）》，第1卷已经出版。但是，这些文集中的大部分材料涉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时期，1966年之后的讲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68年夏天红卫兵上山下乡之后才解禁。

其他大部头的、由红卫兵出版的资料是报纸。这些刊物经常对当时及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事务进行倾向性极明显的评论。但它们已被李翔云精心整理后收进《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一书中。还有，这些材料只包括到1968年夏天这个时期，在那以后，虽然中国公开了关于林彪事件的内部文件，但资料来源明显地减少了。另外，70年代来中国的西方人增多，导致了一些目击者的报道。如罗杰·加赛德的《活跃起来！：毛之后的中国》，尽管书名如此，但仍包括从1976年1月开始的一些事件。

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一大批关于1969—1976年的新材料才得以面世。它们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尽管官方对这个主题的研究有限制，但仍出现了一些综合性的评论，最可靠和最全面的是王年一的《（1949—1989年的中国）：大动乱的年代》。作者是国防大学的一名教授，显然掌握着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材料。一部更早的非常可信的著作由政治学家高皋和严家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原文如此——译者）撰写，书名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该著作在出版前夕被查禁，最初的版本在香港发行，但最初的天津版的版本在西方也流传很广。作者感到只利用公开的材料局限性太大，但却又因其他材料使用不当造成一些错误而受到指摘。第二版显然接受了批评进行了修改。第一版的英译本在台湾出版。在一般的西方著作中，于尔根·多姆斯的《中国国内内政（1949—1972）》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把广泛地描写和对特殊事件的严密分析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1921—1985）：一幅自画像》由香港时事通讯《中国新闻分析》的长期编辑在对中国进行了多年观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还有一些中文的文章选集，涉及不同方面的问题、事件或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周明的《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共6卷。第一卷论及那十年中高级领导人的活动及其命运，包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