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象升滔滔不绝的慷慨陈词并没有在称谓这件事就结束，他还讲了许多许多的事情，比如说官吏腐败、军队纪律涣散、百姓民不聊生等等。但最让朱由校觉得意外的是关于乘轿的小事。

皇帝微服私访的时候，他看到无论是商贾、士人甚至胥吏、青楼女子都是动辄乘轿，至于威风的官员们就跟不必说了。朱由校由此而产生一种印象，他以为在有明一代，臣民们外出时历来都是如此行事。然而，这恰恰是一种误解，因为对于什么样的人才可以乘轿或是可以乘坐何种轿子，明初的统治者做出过极为严格的规定。

其实在明初的洪武、永乐年间，文武百官都是不得乘轿的，出行一律骑马。成化年间的大学者陆容曾经对乘轿骑马的问题做过考证，朝廷为了方便官员骑马上下朝，在北京与南京的各衙门仪门外都有上马台。

明初的君主禁止百官坐轿自有其考虑。朱元璋与朱棣都是马上得天下的帝王，坚持要臣下骑马，是为了使他们不废骑射。此外，宋代的程朱理学在这时被钦定为官方哲学，而宋儒是反对坐轿的，认为以人代畜，于礼不宜。

不过，坐轿到底舒适，且又威风气派，于是大约在宣德年间，有的官员就开始违反祖宗的规矩，擅自坐轿了，而此例一开，不少官员便跟着学样，并且仿效时又全然没有个官位高低的讲究。违背祖制已使卫道士们不悦，尊卑等级的混淆更是不可容忍之事，在他们的呼吁之下，朝廷郑重其事地研究了这一问题，最后在景泰四年作出了三品以上官员才可以坐轿的决议。

这一规定的生效曾导致了一些有趣现象的发生。譬如说，光禄寺卿与太仆寺卿都是从三品官员，而都察院的左、右佥都御史则是正四品。后者官品虽略低，但实权却远大于主掌清水衙门的前者，因此光禄寺卿或太仆寺卿奉旨改任佥都御史，就被视为荣耀且荣幸的事。不过麻烦事也就在此时发生了，那条能否坐轿的界线恰好划在三品与四品之间。转任佥都御史的光禄寺卿与太仆寺卿赴朝谢恩时可以坐轿，但正式接受任命后却只能骑马了，当时流传的“抬轿谢恩，骑马到任”之语即是指此事，那些转任的官员在沾沾自喜之际也难免会有些缺憾之感。

朝廷关于坐轿的官品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不过官员们是否愿意老老实实地遵循却是另一回事。在嘉靖末年，官员们即使各乘四人大轿结伙外出玩乐，也被视为很正常的现象，绝不会有人来纠察。

万历初年，主掌朝政的张居正曾花了不少力气复修旧制，他也确实曾一度使百官奉行惟谨，但是过了不多久，那些官员又故态复萌了。张居正强令百官遵循祖制，是朝廷在这方面的最后一次努力，因为从此以后再不见有何圣谕在重申类似的禁令。这显然不是意味着后来官员们不再有越轨行为，恰恰相反，是几乎无人不在违例，朝廷是无意而且也无力再来管这类事。

那些官员乘轿乘出了瘾，他们即使告老还乡，也仍然要讲排场，维持昔日的威风：出入必乘大轿，有门下皂隶跟随，轿伞夫五名俱穿红背心，手戴红毡笠，一如现任官体统。

更可恶的是，这些人要讲排场，却又不肯自己掏钱，这方面的一切开支全部要地方政府负担。最初，朝廷为了优待退休的元老大臣，命令地方政府派人为他们服役，但是须得有圣上特旨方得如此，而且服役的人数也不得超过两人。可是到了后来，退休回乡的官员都要求当地政府按比例优待自己。

在明代中后叶，江浙一带中第做官的士人相当多，相应的，退休在家的官员也多，这些人都要当地政府出钱维持他们的体面、排场，无疑地是给地方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嘉靖名士何良俊曾经计算过：“今每人要皂隶二名、轿夫四名、直伞一名，每人总七名。若五十乡官，则是又添一处兵饷矣。”

这些官员虽已退休，但是那些座师、门生、同年、同僚等复杂的关系网仍在，仍拥有相当的权势，他们要夫役，如果府县官员不答应的话，谤议就会迅速砸到他们头上，因此地方官一般也不敢违拗、顶撞那些人的意思而给自己惹麻烦，反正是拿国家的钱财做人情，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些退休官员将乘轿的风气带到了乡间。如果说，在围绕乘轿问题而展开的拉锯战中，前期还基本是众官员在与朝廷禁令作对，那么到了后期，庶民百姓的加入更壮大了其声势。最先响应这风气的是举人。举人坐上了轿子，贡生、监生们见状怎甘落后，不多时他们也不再骑马骑驴而改为乘轿，再往下便是秀才们来学样了。尽管秀才中贫寒者不少，但乘轿秀才的人数仍然相当可观，到了万历初年，秀才中有三成1人数是坐轿子